习近平总书记讲述的抗战人物故事（7）

       唐铎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55式将军服，佩戴苏联勋章和家人合影。四人分别为唐铎、妻子唐瓦柳，两个儿子唐维佳、唐瓦加。

       中国飞行员唐铎作为苏军空中射击团副团长，鹰击长空，在同法西斯军队的空战中屡建战功。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先烈后代，年龄幼小，自告奋勇挖战壕、制造‘莫洛托夫’燃烧瓶、生产军服、食品、伐木、挖土豆、在医院照料伤病员，许多人还每月都为前线战士献出430毫升鲜血。

   ——2015年5月7日，习近平在《俄罗斯报》发表署名文章《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人物简介：唐铎(1904--1983)，原名唐灵运，字金城。1904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一个农民家庭，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5年奉派到苏联学习，此后在苏联空军工作战斗了28个春秋。由于他在苏联工作期间的杰出贡献和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光辉战绩，曾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苏联卫国战争勋章及卫国战争战胜德国奖章、攻克柯尼斯堡奖章、苏维埃陆军海军三十周年奖章 。1955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曾任中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系主任，中共辽宁大学党委常委、辽宁大学副校长，中共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因脑溢血不幸逝世。

       英雄故事：1904年，唐铎出生于湖南益阳市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4岁就进父亲开办的启蒙童书馆读书，11岁到长沙北门外的方知小学就读。1916年转入湖南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年底又转学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在一师附小读书期间，唐铎与任弼时是同班同学，萧三是他的老师，李维汉是学校的主事。1918年春，唐铎从一师附小毕业后，在”新民学会“会员陈绍休老师的带领下，北上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在保定车站，唐铎第一次见到蔡和森，并由蔡和森带领，住进留法勤工俭学初级预备班。第二年，唐铎来到北京时，经毛泽东﹑蔡和森的介绍住进了杨开慧的父亲、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的住所，并参加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1920年5月，唐铎与他的老师肖子升、陈绍林，还有与他素不相识的赵世炎、傅钟等100多名青少年，同乘法国邮船到巴黎南部的小镇蒙塔尔纪公学去补习法语，这时的唐铎才15岁，是留法勤工俭学中年龄最小的学员之一。在蒙塔尔纪留学期间，同先期到达法国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李立三等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参加了"工学世界社"、"二八运动"。 1920年7月出席了蒙塔尔纪会议和同年秋冬时节召开的"工学世界社"全体社员会议。见证了蔡和森作为第一人，首次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理论，由此，唐铎也是最早听到“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中国人之一。由于唐铎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代表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1921年10月，唐铎作为学生代表遭法国反动军警逮捕，被关进了监狱，那是唐铎第一次坐牢，年龄只有17岁。后来，他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名留法学生一起被押送回国。

       唐铎回国后不久在同乡谭延闿的资助下，进了中法通惠工商学校读书。1923年，春季时因谭延闿去了广州，他便到广州找谭延闿。谭延闿允诺到湘军当军官，唐铎执意学飞行，谭延闿就将其介绍给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杨逸仙。经杨逸仙安排，到航空局属下的广州飞机制造厂当实习生。1924年，被录取为国民革命军军事飞行学校学生，加入国民党并入飞行学校学习飞行，1925年，10月时受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到苏联，到达莫斯科后，先后就学于“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 “谢尔普霍夫斯克高级空中射击和轰炸学校”﹑“苏联空军第三飞行员和观察员军事学校”﹑“莫斯科空军通讯学校” 、最后毕业于“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成为我军将帅中就读苏联院校最多的人。

       1926年2月，经刘云、宗孚、陈定远3人介绍，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编入在莫斯科的中共旅欧支部。1930年刘云回国后，由于叛徒出卖，在汉口被国民党抓获。刘云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第四队队长，蒋介石闻知，亲自赴汉口劝降，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刘云的革命志向，最后，蒋介石遂下达11号秘令，将刘云杀害。现在北京的中国航空博物馆的“英烈墙”上，第一位革命烈士的名字就是刘云。唐铎始终怀念着这位引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带路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拒绝回国为国民党政府服务，继续在苏联空军院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苏联空军第六旅第十八航空飞行大队当中尉飞行员。由于当时苏联不同意有外国党组织在苏联活动，在莫斯科的中共旅欧支部被取消，1930年10月，唐铎申请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入党后，他曾担任过第十八航空大队第三中队的党支部宣传委员。1932年初，唐铎被派到莫斯科空军通讯学校学习。不久，被授予苏联空军上尉军衔，并被任命为空军通讯主任。1933年10月，空六旅奉命派出部分飞机，在"十月革命"节16周年时，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鉴于唐铎优秀的军事素质和过硬的驾驶本领，他被任命为莫斯科红场空中受阅部队的领航机驾驶员，率百架战机飞越了红场上空，接受了斯大林等苏联党﹑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及来宾的检阅，成为飞越莫斯科红场唯一的中国人。这次检阅后，唐铎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1934年初，唐铎经过考试，被苏联空军的最高学府--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录取为试读生。经过一年试读，正式转为该学院的本科学生。1938年初，是苏联”大清洗“最黑暗的时期，正在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三年级就读的唐铎以莫须有的“日本特务”的罪名被苏联国家内务部逮捕入狱。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是一名苏联同学把日本药“人丹”的说明书拿给了唐铎看，由于日文中有汉字，唐铎辨认了几处，并翻译成了俄文，帮助了那位苏联同学。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几天后他被举报为“隐藏在苏联军队的日本奸细”。这是唐铎第二次坐牢，那年他24岁。唐铎被关押在莫斯科臭名昭著的“布特尔卡”监狱。一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驻第三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和在苏联享有很高声誉的诗人萧三的全力营救下，唐铎死里逃生，被释放出狱，后又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写信给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1940年，唐铎的军籍和学籍才得以恢复。 唐铎出狱后，立刻拜见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向任弼时提出了立刻回国工作的请求，但任弼时不主张他马上回国，他说：“现在延安还没有成立空军学校，你现在先把航空理论、飞机设计、空中战斗等项科学知识技术学到手，再回国搞我们自己的空军建设，肯定会有用武之地。”这样，唐铎又继续留在了苏联学习。1942年，唐铎正式毕业，并获得机械工程师的职称。1943年被授予少校军衔。

       1941年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当时刚回到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继续完成学业的唐铎立刻与同学们一起向斯大林元帅写了请战书，请求上前线杀敌，但斯大林元帅回复军校学员们说：“战争在短时间内不可能结束，同学们会有机会上前线的，当前你们要继续专心学习，学到真本领，就能制服战争。”1944年，已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唐铎终于有了上前线的机会，他被分配到“利比茨克空军高等军官学校”任空中射击教研室少校教官，为前线的空军师﹑团级指挥员进行战术和新战机的技术培训。实际上，那时唐铎已为前线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即使他在高等军官学校作教员，战争结束后也定会获得功勋荣誉。但他不满足这些，他是一名优秀军人，满腔热血的国际主义战士，反复迫切要求上前线，要直接去打击德国法西斯空中强盗。终于，他被批准上前线作战，他立刻放下教鞭，奔赴了前线。1944年6月，唐铎以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第一空军集团军第74强击飞行近卫团副团长的军职上了前线，带领和指挥苏联强击飞行近卫团战机与希特勒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血拼。在战斗中，唐铎驾驶的战机是被斯大林元帅称为 “苏联红军战士的‘空气’和‘粮食’”的“伊尔-2”强击机，这种战机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好的对地攻击机，用作低空或超低空飞行，突破敌方防线，进而袭击敌军后方设施﹑车辆和武装力量。由于“伊尔-2”强击机对目标实施俯冲攻击，并使用火箭、航炮或机枪对德军的地面部队进行轮番射击和炮轰时，发出刺耳的呼啸声，更使德军闻风丧胆，因此，“伊尔-2”强击机被纳粹德军称之为 “黑死神”。唐铎就是驾驶“黑死神”战机先后在苏联﹑波兰﹑德国上空参加了白俄罗斯战役﹑东普鲁士战役﹑攻占柯尼斯堡等战役，并屡立战功。卫国战争后，唐铎奉命从前线回到莫斯科，被分配到苏联空军技术学校当教官。不久，他被提升为中校主任教官，开始了稳定的教学生涯。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曾荣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苏联卫国战争勋章，还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以及卫国战争战胜德国奖章、攻克柯尼斯堡奖章、苏维埃陆军海军三十周年奖章。

       战后，唐铎一直要求回中国，然而回国之路却是漫长和艰难的。尽管唐铎向苏共中央和苏联国防部多次递交“请求回国工作申请”，但苏方只是拖延，不予批准和办理。1949年，刘亚楼到苏联访问，应刘亚楼的要求，见到了唐铎，唐铎通过中国军事代表团向苏联提出回国的强烈要求。1952年，刘少奇赴苏参加苏共十九大时，再次提出让唐铎回国，苏联表示同意。1953年，周恩来到苏联参加斯大林葬礼，又一次提出唐铎回国问题，这时唐铎回国的愿望才得以实现。1953年4月9日，唐铎携家人开始了返回祖国的行程。1953年4月18日唐铎一家4口回到了阔别28年的祖国，并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建院工作。1953年5月11日，唐铎随着陈赓到达哈尔滨，被任命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主任、中共系党委书记，参与学院的创建工作。在空军工程系的10年中，主持建成了兼顾教学与科研、能够进行飞机强度和起落架冲击实验的教学大楼，建立了27个教研室，创建了飞机发动机、航空军械设计、航空仪表、航空无线电、飞机场建筑、航空气象六个专业，为空军的建设做出了贡献。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虽然唐铎在国内没有参加过革命战争，也没有获得中央军委颁发的“三大勋章”，但他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斗中英勇作战，屡立战功，被授予了空军少将军衔，唐铎成为了极为传奇的胸前佩戴外国勋章的中国将军。

       进入六十年代后，中苏两党关系恶化，有着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背景并带着苏联籍夫人回国的唐铎不免受到牵连。他被迫脱下军装，离开哈军工，转业到辽宁大学任副校长，分管学校的体育工作。文革期间，唐铎遭受林彪﹑“四人帮”﹑康生的迫害，被打成“苏修特务”被捕入狱，被关押长达7年之久。在监狱里，他度过了70岁生日。虽然他被调离航空事业的工作已多年，但他对中国航空事业的忠诚之心矢志不渝。在监狱中，他写出了《关于我国战斗机设计和发展长远规划的几点意见和建议》。1974年唐铎被释放出狱，1978年被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1978年，他将在狱中写成的这份《意见和建议》转交给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邓小平阅后，立即作出了重要批示，并转给了负责国防工业建设的聂荣臻元帅。事后不久，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的洪学智上将特地约唐铎到北京面谈，以听取这位在中国最早从事航空事业的、又受过国外高等航空教育、还有过二战空中实战经验的唐铎的意见和建议。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叶正大中将从北京也给在辽宁大学工作的唐铎打来电话，听取这位航空老前辈对中国航空国防建设的建议。这也是中国最早从事航空事业的共产党人﹑国际主义战士唐铎晚年为中国航空事业做出的最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