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局部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在东北、上海等地奋起抵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青岛—济南），并于1915年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急欲变中国为其殖民地。1927年6、7月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领》。会后，田中义一在给天皇的奏章中，提出“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扩张纲领。为加快实施侵华政策的步伐，日本在政治上日益军国主义化，在经济上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逐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策源地。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向驻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发动侵华局部战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万东北军陆续退入山海关内。1932年3月，日本扶植清朝废帝溥仪为执政，成立“满洲国”伪政权。东北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连续发表宣言和作出决议，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全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派遣干部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开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协助或领导下，激于民族义愤，违反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奋起组织抗日义勇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3年，日本侵略军进行“大讨伐”，东北抗日义勇军大部溃散，余部坚持斗争。共产党以其直接领导的10余支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后团结、改造和吸收义勇军余部，于1936年改称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发展到3万余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第19路军及第5军等部队，在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同日军血战一个多月，毙伤日军1万余人。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面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一面继续集中兵力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剿”。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3月，侵占热河省（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继而进犯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关隘和河北省滦县、察哈尔省（今分属内蒙古、河北）多伦等地。驻守长城防线的国民党军和长城内外的义勇军进行了4个多月的长城抗战。国民党政府却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等条约，默认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既成事实。同年5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起进行抗战。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联合自治”，组织亲日政权，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华北殖民化的危机日趋严重。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促成中国抗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郑重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抗日救国。10～11月，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和军队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鉴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处于从属地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中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随后又逐步调整政策，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及至“联蒋抗日”。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军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基于对日本侵华的愤慨，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领导所部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中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派周恩来等赴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推动了国民党内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6年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上台后，为尽快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一面同纳粹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意大利加入这一协定），结成侵略联盟以牵制苏联，迷惑英、美等国；一面加紧扩军备战，增加“中国驻屯军”的兵力，派大批军舰驶抵青岛、频繁组织“军事演习”，向中国华北驻军挑衅。至1937年上半年，日本有陆军常备兵力40余万人（另有200余万预备兵力），作战飞机2600余架，大型舰艇200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始全国性抗战
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今北京）西南丰台日军于卢沟桥附近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地宛平县城（今丰台区宛平城）搜索，遭到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县城，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制造了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第37师部队奋起还击。中国全国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同胞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当局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准备抗战的谈话，但实行只限于政府和军队抗战、反对人民总动员的片面抗战路线。
七七事变后，日本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向华北增兵，7月底占领北平、天津。旋即组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华北方面军，陆续调集30万兵力，沿平绥（今北京—包头）、平汉（今北京—汉口）、津浦（天津—浦口）铁路线展开战略进攻，企图夺取冀、察、晋、绥（绥远省，今内蒙古中部）、鲁5省，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企图迅速占领上海，夺取南京，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国民政府于8月上旬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具体阐明中共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及作战原则，指出战略上应是持久的防御战、战役上应是速决战以及运动战，并主张在敌军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这对国防会议制定战略产生了积极影响。国防会议决定实行持久消耗战略，将沿海和临战地区划为5个战区：在冀省和鲁北设立第一战区，晋察绥设立第二战区，江浙设立第三战区，闽粤设立第四战区，苏北及山东设立第五战区（以后又相继设立7个战区）。并调整兵力部署，以一部兵力于平绥、平汉、津浦铁路沿线各要地，采取重叠配备，多线设防，逐次抵抗，以主力集中华东，力保淞沪要地，掩护首都南京，另以少量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要地。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当时，国民党军约有200万人，作战飞机300余架，舰艇120余艘。22日，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北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确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担负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自己的基本任务。会议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和周恩来为副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军委）。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在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1937年9月11日又改称第18集团军，朱德、彭德怀改称正、副总司令），下辖第115、第120、第129师，近4.6万人。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于7月15日递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10月12日，国民政府宣布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第1、第2、第3、第4支队，共1万余人。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后，陆续开赴华北和华中抗日前线作战。
1937年7月～1938年10月，是日军展开战略进攻，中国军队进行战略防御的阶段。在华北战场，第一战区部队对沿平汉、津浦铁路线南侵的日军，实行节节抗击。第二战区部队在平绥铁路东段同进犯的日军展开激战。9月中旬，大同失陷。第二战区部队退守雁门关、茹越口和平型关一带内长城防线，企图阻止日军深入山西腹地。八路军第115师于9月25日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歼日军精锐第5师一部1000余人，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9月30日，日军突破内长城防线，接着以5万余兵力向忻口、太原进攻。第二战区部队在忻口东西一线阵地与敌激战。日军一再发起攻击，均遭到守军的顽强抵抗。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忻口、太原，八路军第115师向察南、冀西出击，切断张家口至代县的日军补给线；第120师切断同蒲铁路（大同—风陵渡）北段和雁门关南北的交通，并以一部挺进雁北，威逼大同；第129师一部夜袭代县阳明堡机场，毁伤日军飞机24架。进攻忻口的日军，正面遭到阻击，后方补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日军华北方面军遂令沿平汉铁路进攻的两个师转向正太铁路（今石家庄—太原）西进，迂回忻口、太原侧后。为配合国民党军阻止日军西进，八路军第129师和第115师主力转移至正太铁路以南地区寻机歼敌，先后取得七亘村、广阳、长生口等战斗的胜利。10月26日，日军占领晋东要隘娘子关。11月8日，太原沦陷。至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八路军为主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八路军在山西实行战略展开，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华中战场，从8月13日开始，中国第三战区部队同日军进行淞沪会战。10月，蒋介石兼任战区司令长官，增调部队，调整部署，与日军鏖战。日军于11月初组成华中方面军（1938年2月改称华中派遣军），兵力增至22万余人。5日，日军两个师从杭州湾登陆，对上海实施迂回，淞沪守军开始全线撤退。12日，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中国军队的英勇奋战，打破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12月初，日军水陆并进，迅速突破国民党军江（苏）浙（江）防线，威胁南京。国民政府迁都四川省重庆市，军队撤出南京，退往浙赣境内。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肆意烧杀淫掠，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军民达30万人。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一面调集部队控制武汉及豫皖边地区，一面集结重兵于鲁中及淮南地区，企图牵制日军主力于津浦铁路沿线，迟滞日军溯长江西进武汉。从1938年1月开始，第五战区先后集中60万兵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阔地域，同日军进行会战。3月23日～4月7日，在台儿庄地区取得歼灭日军1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振奋了全民族抗战的精神。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及其附近地区，随即沿陇海铁路（今兰州—连云港）向西追击。第五战区主力撤至豫皖边山区。为阻止日军西进，6月9日，国民党军在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使豫、皖、苏三省的广大地区变成泽国，虽然暂时迟滞了日军的西进，但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造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
1937年冬～1938年春，日军在华北对中国军队发起大规模“围攻”。八路军第115师一部在晋察冀边区反击日军“八路围攻”，第120师在晋西北反击日军“五路围攻”，第129师和第115师一部在晋东南反击日军“九路围攻”，共毙伤日军7500余人。徐州会战前后，八路军为策应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在平汉、津浦铁路北段、邯郸至长治公路、临汾至大宁公路积极开展破袭战和伏击战，先后取得神头岭、响堂铺、午城井沟等战斗的胜利。第115师一部创建了以五台山脉为依托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成立晋察冀军区，另一部创建了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120师创建了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及第115师一部创建了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依托山区根据地，进一步向平原发展，完成在华北的战略展开。1938年4月下旬，八路军主力陆续向冀、鲁、豫三省平原发展，协同当地人民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冀南、豫北、冀鲁边、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山东各地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创建鲁中、鲁西、胶东、清河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在年底将各地起义武装编成八路军山东纵队。新四军展开于皖南、皖中、苏南和豫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取得蒋家河口、韦岗等多次战斗的胜利，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正规战，在战略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5～6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军事著作，总结抗日战争10个月的经验，批驳“亡国论”“速胜论”和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阐明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人民战争思想、持久抗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1938年8月下旬，日军以陆、海、空力量约25万兵力，分别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北麓西进，企图合击武汉。国民政府调集约100万兵力，利用鄱阳湖、大别山和长江两岸丘陵湖沼进行抵抗。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进行积极的配合。在日军直逼武汉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中国军队于10月25日弃守。27日，日军占领武汉三镇。武汉保卫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省大亚湾登陆，进攻广州。国民党军未进行积极抵抗，于21日放弃广州。
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战主战场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财政经济困难。同时，中国人民坚决抗战，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广阔的华北、华中敌后战场上消耗与牵制其大量兵力，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相配合，在战略上对日军构成严重威胁。因而，日军不得不改变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抗击日军侵华总兵力（不含关东军）达到58％以上，敌后战场（又称解放区战场）逐渐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38年11～12月间，日本近卫文麿内阁连续发表声明，改变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立场，转而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近卫三原则”，引诱国民政府降日反共；并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积极扶植傀儡政权，发展伪军，加紧掠夺占领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日军大本营为统一指挥侵华日军（不含关东军），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法西斯军事联盟。
国民党当局由于在战争中多次失利和惧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发展，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对日妥协政策的影响下，从战争初期抗日较为积极，同共产党关系也比较好，逐渐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随后成立南京傀儡政权。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设立“防共委员会”。不久，又秘密颁发《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随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调动军队进攻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国内出现严重的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1939～1940年，日军对正面战场先后发动南昌、长沙、桂南、枣宜等战役。中国军队在此期间发动了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并取得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昆仑关作战的胜利，但丧失了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和南昌、宜昌等重要城市。
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9月底～11月上旬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不断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任务。1939～1940年，中国共产党及所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旗帜，同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磨擦进行坚决的斗争，放手扩大抗日力量，使抗日根据地得到迅猛发展，成为坚持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华北，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其大部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采取分割、封锁和“扫荡”等手段，轮番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肃正作战”，企图实现由“点”“线”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八路军于1938年底～1939年初，以3个师的主力挺进冀、鲁、豫平原，挫败日伪军对冀中、冀南和鲁西北等地区的大规模“扫荡”，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从1939年夏开始，日军进攻重点由平原转向山区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军民，采取内线与外线相结合，主力军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挫败日伪军的多次“扫荡”。1939年冬～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冀南、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为坚持团结抗日，实施自卫反击，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地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克服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八路军于1940年8月～1941年1月，先后出动105个团共27万余人的兵力，对华北日伪军占领的交通线及据点，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前3个半月的作战中，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破坏铁路474千米、公路1500余千米，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声威。
在华中，新四军执行东进北上方针，向淞沪、皖东、豫皖苏边及皖东北、豫鄂边发展。1940年夏，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南下豫皖苏边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渡长江北上苏北，10月上旬取得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黄桥战役的胜利，从而打开了苏北抗战的局面。
在华南，除琼崖（即海南岛）红军游击队转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外，中共在广东省东江、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建立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抗日根据地。
在东北，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南起长白山、北至小兴安岭、东濒乌苏里江、西迄辽河的广大地区内，独立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采取集家并屯、保甲连坐、经济封锁、残酷烧杀等手段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讨伐”，东北抗日联军遭到严重损失，主力转入苏联境内整训，同时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克服严重困难，坚持抗战
1941年，德、意法西斯在欧洲战场连获胜利，德国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更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苏联为防止日本北进，避免两线作战，继续采取支援中国抗战的政策。英国、美国为利用中国抗战遏制日本南进，转为支持中国抗战。日本为争夺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殖民地，夺取丰富的资源，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于1941年12月8日对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施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宣布对德、意两国处于战争地位。日军为巩固在中国的占领区，使之成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对国民党继续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集中力量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对各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调集其侵华兵力（不含关东军）的75％和伪军的全部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治安强化”“清乡”和“蚕食”，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摧毁抗日根据地。
国民党当局在日本诱降、德国劝降和英、美、苏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形势下，继续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既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1941～1943年，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进行的主要作战，有豫南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这几次会战，是在日军为配合东南亚方面作战，切断中国东南交通线，摧毁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防止中国军队南下而发动局部进攻的情况下实施的。国民党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和鄂西会战中，获得较好战绩。1942年1月，盟军成立中国战区（包括泰国、越南），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陆军中将J.W.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此外，中国政府根据1941年12月签订的《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于1942年2～8月以3个军组成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英军协同作战。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却加紧反共，于1941年1月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包围和袭击奉命由皖南向长江以北转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等人被害，部队遭受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这一罪恶行径在政治上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反击。中共中央军委并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四军部队整编为7个师另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抗战。
1941～1942年，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数千人兵力的“扫荡”共132次，1万～7万人兵力的“扫荡”27次，且持续时间长。由于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各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为渡过难关，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持久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等各项政策；开展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加强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相结合的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建设；采取“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深入敌占区，打击日伪军，瓦解伪军和伪组织；以围困战、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各种作战形式，进行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两年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与日伪军作战4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7万余人。至1942年底，抗日根据地面积虽然缩小了，人口由1亿减至5000万以下，军队由50多万减至近40万人，但根据地军民克服困难，顽强战斗，坚持抗日斗争，渡过了敌后抗战最艰苦的阶段。
从1943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阵线的重大转折。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于1943年春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转入战略反攻。8月16日，美英联军占领意大利西西里岛。9月3日，意大利政府向同盟国投降。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2月攻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从而迫使日军转入战略防御。在中国战场，日军在中国军民持久抗战特别是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有力打击下，受到很大消耗和削弱，战斗力下降。日本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改变其在太平洋战场的不利态势，阻止美军反攻，急欲尽快结束对华战争。日军继续将在中国战场的军队分为守备部队和机动部队，并以伪军接替部分日军担任守备，抽调更多的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同时加强航空兵作战，摧毁中、美的空军基地，其主要兵力仍用以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乡”和“蚕食”。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讨论对日作战和远东问题。三国签订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把日本侵略中国的东北地区、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进一步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积极展开拔除与逼退日伪军据点，破坏其交通线的作战。抗日根据地转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在华北，至1943年底，晋察冀军区收复村庄5500多个，攻占和逼退日伪军据点600多个。晋绥军区派出39个主力连和49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活动，共拔除日伪军据点58个，收复村庄1000多个。晋冀鲁豫各军区派出近千支武工队和小部队，到边缘区和敌占区打击敌人，收复大片失地，建立许多小块游击区。山东军区积极开展边缘区斗争，采用“敌人打到我这边来，我就打到敌人那边去”的“翻边战术”，拔除日伪军据点340多个。华中地区由于日军进行重点“扫荡”和“清乡”，斗争形势仍处于困难阶段。新四军各部队与广大群众密切配合，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合法斗争，积极展开破路、围困据点与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从而有效地遏制了日军的“蚕食”，恢复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1943年7～8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和第129师一部先后发起卫南战役和林南战役，开始进行局部反攻。这两次战役共歼伪军1.2万余人，解放人口40余万。9～10月，晋冀鲁豫区、晋绥军区、山东军区部队，先后挫败日伪军1万～4万余人的秋季大“扫荡”。11～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大岭山地区挫败日军1万余人的“扫荡”。各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消耗和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从战略上配合了太平洋战场美英军的对日作战。到1943年冬，美英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转入战略反攻时，中国解放区战场还抗击着侵华日军（不含关东军）的64％、伪军的95％。
在此期间，1943年夏季，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调集重兵，阴谋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及时予以揭露并组织部队严阵以待，使其阴谋未能得逞。
正面战场国民党军抵抗不力，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连续举行攻势作战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大规模战略反攻阶段。在欧洲战场上，苏军连续给德军以毁灭性打击，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美英盟军在法国诺曼底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开辟了第二战场。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美、英军和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向印度、缅甸和滇西的日军展开反攻，美军向马利亚纳群岛和菲律宾进逼，并轰炸日本本土，中国解放区军队开始了局部反攻作战。日本法西斯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日军大本营为了在海上交通被盟军切断后，能经过中国大陆交通线补给在东南亚各地的日军，并摧毁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以消除对其本土的威胁，遂调集大量兵力，从4月起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这是日军在战略相持阶段后期向正面战场发动的较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抵抗不力，到12月，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大部，贵州省一部和郑州、洛阳、长沙、桂林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日军占领了平汉铁路中段、南段，粤汉铁路（广州—武昌）北段和湘桂铁路（今衡阳—友谊关）全线，打通了大陆交通线。
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在解放区广大人民支援下，积极主动地向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发起攻势作战，打击和牵制日伪军，支援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并巩固与扩大解放区。晋察冀军区部队经过1年的作战，共歼灭日伪军4.5万余人，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1600余处，解放人口758万，扩大了北岳、冀东抗日根据地，恢复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并深入到热南、辽西。晋绥区部队在春、夏、秋季攻势作战中，共攻克据点106处，歼灭日伪军1万余人，解放村庄3100余个、人口40余万。1年中，晋冀鲁豫区部队共歼灭日伪军7.2万余人，收复县城11座，解放国土6万余平方千米、人口500多万。山东军区部队共歼灭日伪军近7万人，收复县城9座，解放国土4万余平方千米、人口930万。在华中，新四军所属部队共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解放国土7400多平方千米、人口160余万，基本上制止了日伪军对解放区的进攻，沟通了津浦铁路以东各根据地的联系。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日军进行打通粤汉铁路南段作战并加强广东沿海兵力以准备应付美英军登陆的情况下，积极向敌占城市和交通线展开进攻。东江纵队数次袭击广九铁路（广州—香港九龙）常平、平湖等车站和九龙、香港，炸毁九龙铁桥，控制了广九铁路两侧大片地区。
与此同时，在河南省大部沦陷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河南、控制中原战略要地的指示，从1944年7月起，先后派部队向河南敌后进军。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南下新黄河以东和以西地区，恢复和扩大了以睢县、杞县、太康为中心的水东根据地，开辟了以扶沟、商水为中心的水西根据地，扩大了豫东根据地。新四军第5师一部开辟豫南，挺进豫中，在汝南、竹沟、信阳、舞阳之间开辟了东西70余千米、南北近100千米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4师主力从淮北向津浦路西进军，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第129师、晋绥军区和陕甘宁边区派出部队进入豫西，开辟了嵩山、箕山抗日新区和陇海铁路新安至渑池段南北抗日新区，建立了拥有3个专署、20个县、3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河南新区的开辟，进一步打通了华中与华北、陕甘宁边区的战略联系，对于坚持中原抗战具有重要意义。为增强华南的抗日力量，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主力奉命组成南下支队，经长途进军，于1945年春在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1师主力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向东南敌后发展，控制苏浙皖边与发展浙江沿海地区的任务，于1944年12月由苏中渡江南下，开辟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向各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提出了“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1945年春季，在华北，八路军各部队以夺取日伪军守备薄弱的城镇据点和交通线，将敌压缩、包围于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为目标，展开大规模攻势作战。第129师所属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先后发起道（口）清（化，今博爱）战役和豫北战役，共毙伤日伪军7900余人，扩大豫北解放区3800余平方千米。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了南乐战役，攻克南乐县城及其外围据点32处，毙伤日伪军3400余人。晋察冀军区部队先后发起任（丘）河（间）文（安）新（镇）、安（平）饶（阳）等战役，毙伤日伪军8700余人，并逼近北平近郊；该军区所属冀热辽军区部队还歼灭伪满军5000余人。晋绥区部队收复方山、岚县、五寨县城及其他据点54处，毙伤日伪军2400余人。山东军区部队先后举行玩底（今万第）、蒙阴战役，歼灭伪军1.1万余人。在华中，新四军也向敌占城镇和交通线展开进攻。第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发起阜宁战役，解放了灌河以北、盐阜以东地区；第2师兼淮南军区、第4师兼淮北军区进行宿（县，今宿州）南、睢宁等战役，攻克泗阳、睢宁等县城，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皖江军区部队在芜湖地区发起攻势作战，收复部分地区；第5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以6个团向随县（今随州）以南和信阳西南敌后挺进。在华南，东江纵队一部挺进粤北敌后，开辟部分新区；珠江纵队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解放村庄400多个；南路游击队挺进廉江以西的新塘地区，开辟了拥有10万人口的游击区；琼崖纵队主力挺进白沙县，巩固与扩大了五指山抗日根据地。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临近最后胜利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4月23日～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号召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迎接全国大反攻的到来，并提出实行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战略转变。各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坚决贯彻中共“七大”路线。八路军各部队在华北地区展开了以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为主要目标的夏季攻势。晋冀鲁豫区部队（8月20日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向平汉铁路中段两侧及鲁西、晋南之敌发动进攻，先后举行东平、安阳、阳谷等战役，歼灭日伪军1.3万人。晋察冀军区部队为夺取向北特别是向东北地区发展的前进阵地，在平汉铁路两侧和锦承铁路（锦州—承德）以南地区连续发起雁北、察南、热辽等战役，歼灭日伪军9000余人。晋绥区部队展开了以夺取忻县至静乐、神池至义井公路为重点的攻势作战，使敌之运输陷于瘫痪。山东军区部队发动以胶济铁路东段为重点的攻势作战，讨伐了一些大股伪军，并进行了蒲（台）滨（县）、临（沂）费（县）、郯（城）码（头）等战役，共歼灭日伪军2.5万余人。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对敌守备薄弱的城镇据点展开积极进攻。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在1945年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攻克县城61座，收复国土24万平方千米，解放人口达1000万人。至1945年8月，遍布19个省区的解放区总面积已近100万平方千米，拥有人口1亿多，控制县城100多座，部队发展到93万余人，民兵220余万人，已把日伪军压缩到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沿海一带，为转入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木半岛举行雅尔塔会议，主要讨论了德国、波兰、联合国和苏联对日作战等问题，签署了《雅尔塔协定》等文件。春夏期间，日军在中国正面战场向豫西、鄂北和湘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军进行了抵抗，给日军以大量杀伤。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挫败日军的进攻，与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的攻势作战相呼应，使侵华日军在战略上处于全面被动的局面。另外，1943年10月～1945年3月，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先后有8个军共22个师的兵力，在美、英军配合下，在缅甸北部和中国云南西部举行反攻，歼灭日军4.8万余人，收复了怒江以西国土和缅北的中心城市密支那，打通了滇缅、中印公路。中国远征军为解放东南亚人民做出了贡献，并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对日军的战略反攻。
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全面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苏联随即向远东地区增调兵力，准备对日作战。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日军大本营为坚持“本土决战”，不得不在中国战场上采取战略收缩，放弃湘桂铁路及粤汉铁路沿线大部地区的守备，将在华南地区的日军主力向华中地区集中，准备转用于上海、山东半岛、朝鲜沿海，及用于确保华北、华中和东北。1945年春，中国战区统帅部为适应军事形势的发展，与盟军协同作战，制定中国战区的总反攻计划。同时，为便于协同盟军对日军转取攻势，于云南省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的统一指挥及整训，并将所辖部队编成第1～第4共4个新的方面军，共计28个军8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4月下旬～8月中旬，第2、第3方面军乘侵占广西的日军撤退之际，跟踪追击，收复广西。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随后，苏联也加入这一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即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将局部反攻作战发展成为全面反攻。8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8月10、11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及受降等7道命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立即向日伪军发出通牒，并发起全面反攻。晋察冀军区部队向平绥铁路东段、平汉铁路北段和津浦铁路北段进攻，切断了石德、北宁铁路，解放察哈尔，对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形成包围。晋绥军区部队切断了同蒲铁路北段和汾（阳）离（石）公路，解放绥远和山西北部广大地区，逼近太原、大同等城市。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向道清铁路、平汉铁路中段和同蒲铁路南段进攻，解放邢台、焦作、邯郸等城市，逼近新乡、开封。山东军区部队分五路对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中段展开进攻，切断了津浦铁路，解放烟台、淄博等城市，逼近青岛、济南、徐州。新四军向平汉铁路南段和津浦铁路南段进攻，并北出陇海铁路线，攻克县城近50座，打通了华中与山东的联系，直逼南京、上海、宁波、信阳、武汉。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向粤汉铁路南段和广九铁路进攻，解放广东和广西部分地区。这期间，挺进东北的部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一起，配合苏军迅速解放了东北全境。
8月10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苏、英、中四国政府，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及日军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它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
在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全面反攻，收复失地，逼近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之际，蒋介石竟然接连发布命令，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令日伪军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令国民党军“积极推进”，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由于日伪军拒绝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缴械投降，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全面反攻作战一直持续到1945年底。据不完全统计，自1945年8月9日至12月底，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取得了全面反攻的重大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取得了巨大的战绩，中国军队共毙伤俘日军155万余人（其中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毙伤俘52万余人，国民党军毙伤俘85万余人，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抗日武装毙伤俘17万余人）。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歼灭伪军118万余人。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128.3万人。同时，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群众伤亡3120余万人，中国军队伤亡380万余人，军民伤亡共3500余万人，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1/3还多。中国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海外的爱国侨胞从人力、道义和经济方面，支援了祖国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打破了日本“北进”侵苏计划，迟滞了日本“南进”侵略步伐，从而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和策应了苏、美、英等盟国作战。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贡献。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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